朝雍之际，大夏皇族中权力斗争，空前激化，史称夺嫡之争。夏文帝，也就是朝凤的父亲即位之后，为了巩固已得的胜利，除杀戮夺嫡诸王外。不惜借助文.字.狱来打击‘党附诸王‘的势力。此外，还有皇帝滥施*淫威，而出现的文.字.狱。
“我一直怨恨那些所谓的文人，于是我就任四库全书馆，正理事后大兴文.字.狱，把反对我的一部分文人派，一律诬陷为‘私藏逆书‘、‘禁逆不力‘或针对作者本身的‘多含反意‘、‘诋讪怨望‘等作为谋反的罪证。”
既然说都已经说了，这多说点，少说点，也就那回事。张彬知偷偷的看了看朝凤的脸色，发现她的脸色虽白，可是却还是极力克制这自己，好认真听讲话的，可见她还是具有理智的。自己今天会来匈奴，所抱着的，是结盟的诚意。所以哪怕有许多的话，无法说，自己也必须要说出来。
“我另外入翰林院，任满翰林院掌院学士，与汉翰林院掌院学士嵇璜，一起掌管翰林院，不过嵇璜年老力衰，主要事务大多为我代理。我从此控制科举制度，肆意从童生、秀才处纳贿，形成‘价高者得‘的一种交易。我更用此垄断朝廷士子，要中进士必先通过我的审核，如有‘问题‘者则除名，令当朝的士子‘几出张门‘。”
听见这样大言不惭的话，第一个起反应的便是清露了：“既然你的权力已经这样的大了，为什么还要来呢。害死了这么多的人，你就不怕下地狱吗，你这个禽兽。”
“好了，清露安静点。”朝凤皱皱眉，在清露的肩膀上拍了怕“我知道。你也是受害者。可是谁又不是呢，你不是告诉我，已经过去的事情。再多想也是没有用的？现在我们能做的，只有避免历史再次重演。避免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，重新面对我们这般的伤痛。”
文.字.狱，是巩固*统治的政治措施。大夏代前期，文.字.狱的冤滥，遏制言论，禁锢思想，造成了‘万马齐喑‘的严重历史后果；它极大地桎梏了学术思想的发展。助长了阿谀奉承、诬告陷害之风，是历史发展中的浊流。到了所谓的‘圣主‘夏文帝时，文.字.狱则达到顶峰，仅仅是自己知道的。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。
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，这意味着生者凌迟、死者戮尸、男性亲族，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。而由牵强附会、望文生义、捕风捉影造出的文.字.狱，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。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‘逆案‘，凌迟处死。荒唐到极点。
夏文帝帝刚即位时，为笼络人心，首先下令刑部，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，‘制竿掩埋‘。接着又降旨，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，及查嗣庭的亲属。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，夏文帝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——曹一士‘请宽妖言，禁诬告折‘。批准刑部的建议：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，书札等悖逆讥刺的，如审无实迹。虽然此时文人，早被之前的可怕抽去脊梁，但仍然高兴万分，纷纷上表称颂夏文帝‘上下无隐情‘、‘为政以宽缓‘。并大施感情，代理权编造民谣：‘夏文宝，增寿考；夏文钱，万万年。‘以对比之前的歌谣‘夏正钱，穷半年‘。
然而乐极生悲，就在夏文帝十六年，文.字.狱又死灰复燃，起于‘伪孙嘉淦奏稿‘案。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、吏部和刑部尚书，及直隶总督、湖广总督等中央、地方要职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，声望很高。就在夏文帝十五年的时候，民间出现了一个，假托是孙嘉淦写的奏稿，稿中的内容‘五不解，十大过‘，直指夏文帝，并把当时的朝中大臣，几乎全部进行揭露斥责。全国十八省，皆争相传抄伪稿，次年六月，伪稿流传到云南时，被当局发现，由此顺藤摸瓜，辗转根究，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。
“既然大人承认，和文.字.狱有干系，那么朝凤斗胆问一句，伪稿事件不知道大人知道多少。”本来被朝凤制止了一下，清露的神经已经放松不少了，可是在听见伪稿两个字之后，又重新变得神经质起来。
如果说文.字.狱还是针对朝廷上的大臣，那么伪稿的针对范围就太光了。莫说是有一官半职的人逃不了，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都被牵涉其中，而且抓到了就是死。一时间是人人自危，鸡犬不宁。
“这件事，就是我也没有想到的。”张彬知摇摇头，表示自己是冤枉的“一开始，只是山西巡抚，阿思哈上奏，说流寓山西介休县的直隶民，王肇基呈献诗联，毁谤圣贤；狂妄悖逆。陛下立刻命其悉心根究，是否为伪奏稿案的‘党羽‘。后来，阿思哈查明，王肇基进献诗联，是为取悦皇上，要求皇上任用他，与伪稿无关。 接着，又有人揭发，山东巡抚准泰，在追究伪奏稿一事时，有失职和拖延，旋即被陛下革职拿问，调河南巡抚，鄂容安接替其职。”
一边听，朝凤一边皱眉思考。这些事情闹的太大了，就是不需要查，都可以知道。以上两件事，在夏文帝看来，前者说明伪稿流传甚广，肯定其党羽不少；后者说明地方官员在办理此案时，存在故意推诿、拖延的情况。于是八月二十八日，夏文帝帝命军机大臣传谕各督抚，所有诬捏撰写、分散传播之犯为首恶渠魁：传抄之犯中，凡借以煽惑众心，为之注释，及仿效词句，私自记载者，均当从重办理。又向各督抚提出警告，倘若姑息养奸；苟且了事，不实心查办者，均按对准泰的处置办理。
在皇帝督促之下，各省督抚全力缉查、不敢怠慢。九到十二月之间，各省先后查出伪稿千份，有加注批语的情况：浙江郭县知县、巡检、千总曾传阅伪稿，在甘肃，也查出抄传伪稿的人犯若干名，更有甚者，在西南的土司境内的土官家，也有传抄的。一时间，各省查出伪稿传抄的奏报，象雪片一样，飞送京师。夏文帝叹道：‘此等逆恶之词，蔓延各省，甚竟传人土司内，其流传之广，一至于此！‘
到该年年底，各省已查拿不少人犯，其中以湖广、江西最多，而蜀中一带，也捕获了二百八十余人。其中，就清露的家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秘密查访已经不可能了，从夏文帝十七年以后，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缉访，转向全国性的公开严查。然而查来查去，涉嫌者及传抄之人，不是互相指责，就是将责任推向已故之人，有的在严刑逼供下则认罪，松刑又复呼冤，使案情纷繁复杂，年终整个案情仍很混乱，一直没有结果。
“伪稿一案追查不力，陛下自然迁怒于督抚官员，事涉封疆大吏，一些朝臣企图劝谏。十二月十九日，御史书成奏称：伪稿一案株连波累，恳请将现在人犯概行宽释。却遭到夏文帝帝斥责，遂被革职。之后，又有乡居在籍侍郎陈群奏言，其意也是不必查办伪稿，同样遭到夏文帝帝痛责。”张彬知摇摇头，事情的发展实在是可怕，到此无人再敢劝阻。
那时夏文帝认为，既已延及数省，迟至经年，断无骤然中止之理，但要继续查下去也很困难。就在这进退两难之际，江西巡抚鄂容安查获传抄伪稿的长淮千总卢鲁生，经军机大臣审讯，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备刘时达、刘守朴父子。于是将卢鲁生、刘时达父子押到北京，责成军机处进行审讯。在夏文帝看来，伪稿一案似乎有了头绪，如不出意外，伪稿必定为卢鲁生，及刘氏父子所捏造。但是又有刘守朴的幕友——孔则明供出，封寄伪稿给刘时达时，是其代为经手，其伪稿乃得自苏州。这样一来，案情横生枝节，又陷入追不到源头的困境。
一年来，全国上下大张旗鼓追查伪稿，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，也不知牵连了多少人，夏文帝帝既找不出主犯，又不能继续追查，就将卢、刘二犯作为替罪羊。就在夏文帝十八年二月，军机大臣向夏文帝奏报：经审讯，孔则明代书寄稿家信，全属子虚。卢鲁生经反复‘开导‘，也承认了与刘时达共同捏造伪稿的‘实情‘。这些复审及奏报，实际上皆夏文帝授意。
当月，夏文帝帝迫不及待地宣布，伪稿一案已全行昭著，‘主犯‘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死，同时宣谕中外，伪稿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；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，则照例治罪。 而事实上则是一方面大夏朝廷，已经通过文.字.狱达到了预期目的，另一方面，隐伏着的社会危机日益加剧，大夏代统治者，面临着比反大夏思想，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，文.字.狱遂趋于平息。